贵阳市委书记：水污染比贪污几千万罪过
来源：南方网 / 录入时间：2009-10-12 / 点击数：4224
生态书记
南方周末记者 曹勇 发自贵阳
你们为了保护生态，掉几个GDP，我不会罚,但为了几个GDP，把我的几缸水污染了，我要重罚！市委书记这顶“帽子”，只有一顶，是稀缺资源，“戴”上这顶“帽子”后让老百姓喝不上放心的水，这种罪过比贪污几千万不知要大多少倍。
我要给你泼点冷水
2007年7月16日，清镇市委。
市委书记杨明晋向顶头上司、贵阳市委书记李军一行人介绍该市的“宏图”，他们要围绕辖区内的两个湖泊打造一个“城连水，水连湖”的美妙新城。
“我们专门请了清华大学的教授，还有著名的专家……”他高高地挥舞着手臂，一句快过一句，在座的人明显感到他很得意。若照此实施，别的不说，吸引的投资何止百亿？这要创造多少GDP？
李军静静注视着对面这个侃侃而谈的下属，心潮起伏。
一个多月前，他被任命为贵阳市委书记。初当大任，他就开始“常常睡不着觉”，他将如何带领这个地理位置独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气候宜人数贵阳”的“森林之城”向前发展呢？是沿袭过去“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获得短期的发展，还是着眼长远、另辟蹊径？
李军曾在中直机关工作18年，养成了从宏观看问题的习惯。2003年，41岁的他被“空降”到贵州省任省长助理，之后又担任了两年半的省委宣传部部长。这些在中央和地方工作的实践给了他不同常人的积累。
“我已经把自己当作一个真正的贵阳人了，”他告诉记者，来到贵阳之后，他深深地喜爱上了这个风景如画、气候宜人的城市，在担任省委宣传部部长期间，他常常和省委副书记王富玉一同到各地去推介贵州（包括贵阳），“卖风景，卖气候”，从那时起，他就感到，和国内许多兄弟省市相比，贵州、贵阳具有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
当上市委书记后，李军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着地图琢磨贵阳以及周边的城市，他坚信，只有在生态优势上面做文章，才是明智的选择。
也就在这时，滇池、太湖和巢湖再次大规模爆发蓝藻，引起各界躁动；而一个月后，7月15日，长春市的新立城水库爆发蓝藻，全市全面停止供水，长春市民高度恐慌。这使李军惕然心惊。第二天，他就来到“两湖一库”巡查。
红枫湖、百花湖、阿哈水库，不仅风景优美、林木葱郁，还承担着贵阳市中心城区70%以上的居民用水和清镇市所有居民用水的供给任务，被李军称为“三口水缸”。近年来“两湖一库”水质急剧恶化，连国务院都知道了，7月6日，温家宝总理作出批示，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随即作出批示并当面指示李军：“请深刻理解温家宝总理的精神，这是关系到数百万群众的民生问题，万万不可掉以轻心……及早治理，及早安生。”
乱搭乱建，污水横流，直接排进湖里……“我看到水都是黑色的，农民说牛喝了这水都拉肚子，甚至死掉。”李军说，场面令他“揪心”，他竟然在红枫湖也看到了蓝藻！随行的环境监测人员告诉他，“两湖一库”的水质已降到了四类、五类，有些地方已经成了劣五类。
“我要给你泼点冷水。”听完杨明晋的报告，李军毫不客气地说，环境专家警告，就算“两湖一库”周围不建新城，照此下去都有变成滇池、太湖的可能，这新城一建那还得了？
杨明晋愕然。
李军问：你算过账没有，究竟是钱大还是命大？你是要钱还是要命？这是后来广为流传的“李氏三问”的第一问。
接着他又说出了第二问——你想过没有，究竟是治理划算还是污染划算？
英国的泰晤士河，投入了300亿英镑和100年时间，日本的琵琶湖投入了180亿美元和35年的时间；在我国，滇池周边企业20年时间里创造了几十亿的产值，但是治理已经花了50亿元，至今难以解决，预计今后将花费至少490亿元和更长的时间；淮河流域小纸厂创造了不到500亿元的产值，但要把淮河水治理到较低标准的五类水，至少需要3000亿元和100年时间。
“一缸水脏了，还可以换掉，而“两湖一库”这三缸水弄脏了，可就不是换掉那么简单了。”李军说，他希望大家像保护自家的水缸一样保护两湖一库。
李军发布了两个命令：“两湖一库”必须整治，清镇的城市规划必须调整，已经上马和即将上马的项目，该舍弃的必须坚决舍弃。“两湖一库”的重点保护区域要划定红线，建立不准开发的生态功能区。
他对各区县的一把手说，如果你们为了保护生态，掉几个GDP，我不会罚你；但你为了几个GDP，把我的几缸水污染了，我要重罚！
究竟是谁的事情
“李氏三问”的第三问：究竟是自己的责任还是他人的责任？
2007年7月16日那天的巡查让李军还看到了一个问题：“两湖一库”之所以污染到这个地步，与官员们缺乏责任感有关。
在红枫湖，李军问红枫湖管理处处长，在治理红枫湖污染上有什么作为、能够办点什么事？
处长想了半天说，污染是别人造成的，自己做不了什么。李军就问，你就只是收门票啊？
处长说，是啊，一年收四百多万门票呢。李军感叹：“收门票还用得着一个正县级单位吗？你哪怕想办法清理一下水面和湖边的垃圾也好啊。”
在否定了清镇市委的城市发展规划方案后，李军接着问官员们，不是你们的事情，究竟是谁的事情？
指责起了作用。环保局立即组织了巡查队到“两湖一库”巡查，发现不符合污水处理的“农家乐”等经营场所，就立即关闭。有一个项目，其他部门都批了，但环保就是不让它过。李军很高兴，给环保部门的上报材料作出批示：及时巡查好，严厉查处好。
他不失时机地告诫官员们，要弄明白铁面无私履行职责和乌纱帽是什么关系。
一个月后，贵州省人大组织巡视组检查“两湖一库”的治理情况。李军看了巡查组的报告后“觉得不过瘾”，提出：希望你们的报告写得严厉、尖锐一点，提出一条条能够见实效的硬措施，我现在需要的不是“客气”，而是能够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利器”。
李军向巡查组表达决心：在“两湖一库”问题上，一定要排除一切阻力。“今年两湖局部已现蓝藻，到了明年这个时候，如果蓝藻大面积爆发，甚至引起全城恐慌，那我将罪责难逃！”他说，贵阳市委书记这顶“帽子”，只有一顶，是稀缺资源、垄断资源，“戴”上这顶“帽子”后让老百姓喝不上干净放心的水，这种罪过比贪污受贿几千万不知要大多少倍。
环境保护法庭
2007年11月20日，李军上任5个多月后，一个新事物——环境保护法庭诞生了。
环境保护为什么那么难？李军认为，关键是人们习惯了使用行政手段，一个应该用法律手段解决的问题，偏使用行政手段来解决。
而依法治污是国外的成功经验，千湖之国芬兰有18万个湖泊，政府通过立法并严格依法治理污染，对严重污染水源和空气的企业课以巨额罚款甚至关闭。南非、科威特等国都设有环境法庭，对环境违法者实施严厉制裁。
环境保护法庭成立的第一个案子是个公益诉讼案件，比环境保护法庭晚10天成立的“两湖一库”管理局(下称管理局)起诉天峰化工集团。管理局的成立，是出于加强行政手段的考虑，原先“两湖一库”各有一个管理处，分属水利、旅游等不同的部门，李军将他们合并成一个直属贵阳市政府管辖的局，抽调清镇市主管经济的常务副市长丁雄军博士担任局长。管理局的任务就是“像钉子一样死死地钉在两湖一库”，是和法庭配套的行政机构。与管理局同一天成立的，还有两湖一库基金会，这是李军治理“两湖一库”的第三个“法宝”。
天峰集团是个老牌的污染大户，丁雄军清楚地记得，管理局起诉它的时间，是在他上任后的第七天，“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案件。”他说，天峰集团不属于清镇管，也不属于贵阳管，解决这个问题的路径，传统的方式有两个：一、贵阳市政府向当地政府发函，要求督促解决，而当地政府可理可不理；二、贵阳市政府向贵州省政府提出请求。省政府站在全省的角度，会指派一个分管的副省长处理，面临一个几千人要吃饭的困难企业，他一定会首先考虑稳定因素，至于治理，等以后有钱再说，最后也就一定解决不了。“我不能按照这个逻辑来呀！”丁雄军说，他冒着刚上任就被免职的风险，决定不走行政程序而走司法程序，将它告上法庭；同时把事情搞大，请来中央级媒体，对案件进行报道。
案件按简易程序审理，很快做出判决。不久，贵州省政府下令关闭天峰化工集团公司。
此后，环境保护法庭从“两湖一库保卫战”打到“森林保卫战”创造了多个“第一”：第一例环保组织针对国家机关形成的公益诉讼，第一个由检察机关作原告的民事案件……到今年9月20日止，环境保护法庭共受理案件176件，93%结案。
从GDP到幸福指标
2007年底，贵阳市委作出了要把贵阳建设成生态文明城市的决定。
往贵阳的东西南北看去，重庆、成都、西安、昆明、南宁、长沙，甚至株洲、湘潭等城市，都各自发展得热火朝天，尤其是身边的重庆、成都、昆明、南宁等城市，由于有比贵阳更值得国家和外界关注的因素，一直使贵阳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尤其需要冷静。”李军说。
检点过去，贵阳一直采用的是赶超战略，致力于赶超发达城市，使贵阳在西部省会城市中排位前移。然而十多年过去，结果却是有的方面差距越拉越大。
李军和市长袁周多次商讨，觉得现在仍然走老路，和人家比GDP非明智之举，贵阳应该扬长避短，走比较优势战略的路子。
跟别的省会比，贵阳最大的优势就是生态优势：空气清新，气候凉爽，森林覆盖率39%以上，紫外线是全国乃至世界最少的地区之一。“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和本钱，也是我们最大的希望，是别的城市用多少GDP都买不回来的。”李军说，相对于发达城市，贵阳开发力度弱、生态环境保护较好，加之土地、劳动力成本较低，既有比较优势又有后发优势，十分有利于建设生态文明城市。
他理解的生态文明，以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以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为宗旨，以引导人们走上持续、和谐的发展道路为着眼点，是人类对传统文明形态特别是工业文明深刻反思的结果，是对既有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发展路径的拓展和匡正。
在提出新战略的同时，贵阳市委市政府决定不再采取过去的围绕GDP评价考核机制，而改为引入公众评价机制，围绕“幸福满意度”，试行以工作实绩和公众评价为依据的绩效考核制度。“我们不是不要GDP，而是要体现生态文明的GDP，要包含幸福指数在内的全面的GDP。”李军说。
醒来，向着绿色前进
南方周末记者 曹海东 实习生 梁嘉琳 发自北京
发展绿色经济，建设绿色国家已经成为中国的政治家、商人、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的共识，他们将共同完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关键的一次转型
34岁的彭小峰几乎一直待在“空中”。最近他又赶往德国汉堡，参加一年一度的光伏太阳能展览会。见客户、签订单，产品源源不断地通过他的手销往国外。
在过去的几年内，他和数千企业家分享了这个急剧增长的市场——中国生产了全球40%的光伏产品、超过50%的太阳能热水器以及组装了70%的世界风电设备。
不同于父辈蜗牛般的财富积累速度，这个腼腆的小伙子不到三年就成为中国新能源首富，身价家一度高达400亿元。这相当于他老家江西吉安市2008年财政收入的8倍。
现在，在偏僻的江西新余市，彭小峰指挥着一万多名员工生产光伏太阳能产品。他骄傲地说，婴儿最容易做梦，我们就要做成光伏行业的领袖公司。
这种创富神话的背后是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投资的飞速增长，即使在去年全球经济最不景气之下，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投资还是增长了18%。“目前，中国绿色思维、绿色产业已进入根本变革时代。”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吴昌华判断。9月，她在大连参加2009夏季达沃斯年会时发现，80％的会议主题涉及到绿色、能源、气候变化。
中国正在成为这场绿色经济大戏的主角。这场大戏从开幕至今已经过去半个世纪，30年前，中国就已登上世界环保舞台，但真正成为主角那是新世纪的事情。
在这期间，中国人第一次如此热切地关注自己生存的环境，他们“散步”抗议PX工程；他们运用法律武器进行环境维权；他们倡议骑自行车出行；他们去超市买电器仔细看清能效标识，甚至不忘给自己预备一个时尚的环保购物袋。
无数的中国人发现，他们的生活正在被这股潮流改变。当然，还包括那个十几年前曾在江西吉安外贸公司担任业务员的彭小峰。
少数人的权力
1970年代国家环境保护小组负责的是没人愿意管理的 “三废”——废渣、废水、废气。有的办公室只有三个人，他们戏说自己就是“三废”。
至少在30年前，环保、绿色在中国还只是一个神秘的事物。当《寂静的春天》这本描述农药危害人类环境的小册子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在中国出版的时候，出版社还不忘在书籍的前几页加上“批判”序言。尽管如此，它却让很多人激动不已。
国家林业局的高级工程师沈孝辉至今记得，当他打开《寂静的春天》的时候，首先就用订书机订上了前几页批判的序言。这个曾经服从国家分配的小伙子第一次觉得他应该离开林业局——林业局当时的主要工作就是砍伐天然林。“清澈的露水河没几年就像小黄河一样。”
然而，对于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来说，还没有人意识到环保，“人人脸上流露的表情是渴望能为国家经济发展做贡献”。1984年第一次来北京的世界自然研究所中国项目主任DeborahSeligsohn回忆道。从人均GDP来看，1980年中国人均GDP只有300多美元，28年后的2008年超过了3000美元。
57岁的刘约翰在中美建交第一年就来到中国。当第一次在北京郊区，刘约翰看见有人在烧汽车蓄电池来获取里面的金属时“非常震惊”，因为这会释放出许多有毒有害物质。“慢慢我发现，中国民众总觉得环境保护是政府的责任，与他们无关。”满脸络腮胡子的刘约翰摊开双手，无奈地耸耸肩。
尽管中国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就成立了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只是当时环保局负责的是没人愿意管理的“三废”——废渣、废水、废气。“有的办公室只有三个人，他们戏说自己就是‘三废’。”国家环保部的一位官员回忆说。
作为市场经济宠儿的企业更没有积极性。20年前，当那些高鼻子蓝眼睛的老外走到龚木全砖场的接待室的时候，龚木全只能疑惑地听着老外们谈论的那些奇怪的名词——节能降耗、温室气体排放。“砖场还有气体？”龚木全，这位四川省的制砖老板充满了疑惑。上世纪80年代，在乡镇企业办工作的龚木全，挽救了他们村濒临倒闭的砖场。
现在，这位大老粗正坐在宽大的沙发上，挥舞着手臂给记者讲述着什么是温室气体减排。他的企业1998年被农业部确定为首批温室气体减排的示范砖瓦企业。
没有人能理解那一代人的苦闷。沈孝辉发现即使在自然保护区管理司、野生动物保护协会都难觅知音。环保部副部长潘岳也曾在回忆文章中说，直到“2001年，我在一次论坛上还非常起劲地论述‘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工厂’”。
环保组织VS政府
一位国家高层认为怒江修建水坝之事当时还在政府讨论阶段，“为何事先通报媒体”，组织座谈会的环保总局官员由此坐了三个月冷板凳。
1999年元旦，当影视红星刘晓庆在北京街头捡垃圾的新闻登上媒体时，沈孝辉以公务员身份加入了民间环保组织。和刘晓庆一样，当时他能做的只有“老三样”——观鸟、种树、捡垃圾。
对于早期的中国环保NGO来说，公众能够参与的内容很少。不过，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的成立，一定程度上让分散的精英得以集中起来。从1994年“自然之友”成立至今，中国环保民间组织超过了3500家。
中国环保NGO真正登上历史舞台，促使政府倾听民间意见发轫于2001年。当时京密引水渠昆玉段治理，采用的方法是在河岸河底铺设水泥、石头，不再用土壤治理。这引发了大批学者和民间环保组织的反对。
当年3月，京城三大环保NGO自然之友、地球村、绿家园联合向国家环保总局、北京市水利局、北京市环保局、北京市政府等部门发出邀请，要求开听证会。而政府部门认为听证会只能政府开，最终冠以“对话会”。
“本来双方准备充分沟通，结果一位与会领导斥之为有组织的非政府会，最终不欢而散。”绿家园负责人汪永晨回忆说。尽管如此，这却开了中国民间环保组织质询政府决策的先河。
两年后，当环境影响评价法正式实施的时候，倡导公众参与的国家环保总局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怒江流域水电开发活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专家座谈会”。这场会议的正反双方剑拔弩张，不久就拉开了至今未决的怒江建坝反对浪潮。
由于个性官员的强力推行，这也是中国NGO、媒体第一次正式介入国家职能部门的研讨会，而且是在一项工程未决之前。
事后，一位国家高层认为怒江修建水坝之事当时还在政府讨论阶段，“为何事先通报媒体”，组织该座谈会的环保总局官员由此坐了三个月冷板凳。
这次交手最终以环保总局偃旗息鼓作罢，但是民间环保组织却通过上书、考察、签名，利用名人效应等诸多方法，促使国家高层于2004年做出暂缓修建十三级水电站的批示。
事实证明，怒江事件标志着中国的环保组织已从最早的环境教育步入到影响政府决策的阶段。
汪永晨说，中国民间环保NGO之所以能够和政府最终合作，成为监督政府决策的力量，源于中国NGO早期由众多媒体记者组成。清华大学的研究学者邓国胜将此总结为“媒体NGO化”。
正是NGO和环保局的天然盟友关系，此后环保局在媒体、NGO等各方支持下，相继开展系列环评风暴。
环保部：启蒙结束，博弈开始
“我们不仅要与污染做斗争，还要与生存做斗争。”环保部的一位官员扳着指头细数他们曾经被腰斩的环保措施。
如今，环保部的官员喜欢拿越变越大的公章证明中国环境保护在二十年内的变化。
最早环保局属于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一个司局的时候，公章没有国徽图案，到了国家环保局之时，虽然公章没变大，但有了国徽，随后环保总局、环保部几次机构变化，“每次变大几毫米”，一位环保部官员笑着用手比划着公章大小。
公章是变大了，但环保部的实质权力并未随之变大。
今年6月，环保部决定暂停审批华电鲁地拉水电站和华能龙开口水电站，这也是环保部升格为部之后的首次环评风暴。
在此之前的四年间，国家环保总局刮起数次环评风暴。第一次环评风暴期间，56家环保组织还联名声援寄予厚望的国家环保总局。
最终事实证明，大量的项目都已补票通过。“中国环境的观念启蒙时代已经结束，现在正式进入了利益博弈阶段。”潘岳曾如此总结环评风暴只打雷不下雨。
美国洛基山研究所主席AmoryBLovins在一次中美气候峰会中曾以赞许的语气说，中国是全球唯一一个持续24年（直到2001年）中每年降低能耗强度超过5%的国家，并且也是惟一一个将能效纳入优先发展战略的国家。
然而，进入2000年之后，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迅速重工业化，尤其中国如同一条饥饿的巨龙吞噬着世界范围内的资源。有色金属、建材机械、化工行业支撑着这条巨龙的蹒跚前进。
2005年，南方周末记者在山西、陕西采访期间，煤尘扑面而来，火光冲天。在卫星图片上，晋陕蒙交界之处竟然被黑压压的云团笼罩。
如同二战之后美国等国的经济迅速发展，带来一系列的环境问题，进而引发环境运动高潮一样，中国的环境危机也在此时进入高发期。
多次考察长江水污染的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章琦曾给南方周末记者提供了一组数据：每分钟就有3吨污水排放长江，而每年排入的长江污水高达260亿吨。
章琦说，长江沿岸主要集中的行业有钢铁、造纸、化工等，这些企业正是瞅准了排污方便、用水方便、运输方便，而本来应该监管的地方政府和污染企业已经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
为了遏制恶化的环境状况，这些掌握国际理念的环保局官员强力让火力发电厂加装脱硫设备，但是电厂却说要增加1/3甚至一半的投资，最终只好让电厂预留加装脱硫装置的位置。曾经二氧化硫排污费征收初始，环保总局意欲征收2元，最终妥协的结果是2毛。
“我们不仅要与污染做斗争，还要与生存做斗争。”环保部的一位官员扳着指头细数他们曾经被腰斩的环保措施。
该官员说，每次通过与环境相关的法律之时，都要耗时耗力，最后各种棱角都被磨没了，而到了条例通过之时，更是“刺刀见红”。
绿色成为行动
15年之后的今天，当刘约翰再次来到这里的时候，黄土高原已经成片绿油油的，甚至有江南水乡的感觉。
怒江事件一年之后，国家环保总局为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举行公众听证会。事后，一位环保总局的官员向记者感慨说，环评司就几个人，其他工作都放下了，才准备了一次圆明园听证会。
尽管如此，这却是中国至今惟一的国家级环保听证会。原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撰文认为，圆明园听证会“第一次全过程、公开地把听证会展示给大家看，公众第一次真实地参与到了环境决策中”。
除此之外，解振华任期内的环保总局设置了环境使者、环境特使等诸多公众参与内容，虽然“每年就是聚在一起吃一顿饭”，但是却开启了“沟通之门”。
厦门PX事件中，学者、厦门市民通过特有的方式维护了生存的环境权益。之后，各地的环境维权事件层出不穷。
按照美国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的理论，当人均GDP在5000到10000美元之间时，环境状况就可能好转。中国似乎离此目标还很遥远。
不过，环保在中国目前已经从一个先锋话题逐渐演变成一个公众话题：在车水马龙的大城市，开发商会打出山水环绕、绿树成荫的广告，在建材市场，精明的商家会不断推荐各种环保家具、建材。
不仅城市中产阶级越来越注意生存的环境，在政府的推动下，就连那些大山里的人们也开始关注自己的生存环境。
9月的一个下午，在北京生活三十多年的刘约翰在其工作室为记者播放了他拍摄的黄土高原的纪录片。镜头落在1995年陕西延安附近的一座小县城。那时连绵不断、沟壑叠生的黄土高坡一眼望去，只有黄色一种颜色，绿色只是一种奢望。太阳暴晒下的黄土高坡上，一位皱纹满面的老农惆怅地抽着旱烟。
一个有意思的情节是，当地政府号召大家退耕还林的时候，一位年纪大的村民发怒道：“种什么树？我现在的粮食都不够吃了，还不让我种地？都种树了，那到时候我的孙子吃什么？”
这就是当时的现实。此后6年间，刘约翰不断跟踪拍摄这个世界银行与中国政府合作的项目。为了保护生态，世界银行和政府帮助农户引进优良品种，推广圈养和饲料喂养，还给退耕还林的农民开工资。项目开始的第一年，“草地开始恢复，树木开始发芽”。15年之后的今天，当刘约翰再次来到这里的时候，黄土高原已经成片绿油油的，甚至有江南水乡的感觉。土地的产出也提高了10倍，村民的收入大大提高。
绿色成为生意
统计1999年至2009年十年间的政府工作报告发现，94处涉及环境保护、87处涉及生态、77处涉及节能、73处涉及环境污染、60处涉及经济增长方式。
如果评选2009年中国最流行的词汇，恐怕没有人会对“气候变化”持有异议。一个上万公里之外的城市哥本哈根牵动着北京所有的论坛的神经。
中国学者、官员赶场式参加京城各种气候、低碳论坛，第二天他们的发言就会出现在世界各大媒体之上。他们的表态成为外界窥探中国气候变化谈判态度的风向标。
最近的一次会议上，主办方发动参会人员在纸片上写下自己的祝福，然后粘贴在一张岩石裸露的图片上，最后呈现出一幅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麓照片。此举引来一阵阵掌声。
一位从事气候报道多年的媒体人士感慨说，四年前，当他们找这些学者的时候，他们摇摇头，甚至表示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个话题。
最近十年，环境保护、节能减排、气候变化已经成为政府报告的核心主题。政府也从早期的关注治水扩展到循环经济、生态文明；从早期的给予小额资金支持，到开始动用财税等杠杆手段；从早期的温和鼓励到设立强制目标。
南方周末记者统计1999年至2009年十年间的政府工作报告发现，94处涉及环境保护、87处涉及生态、77处涉及节能、73处涉及环境污染、60处涉及经济增长方式。其中，环境保护、节能两项在2007年之后的频率提及更高。
这种转变，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高速增长带来的环境隐忧。“什么东西能带来变化，只有恐惧。”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吴昌华说，“现在政府不仅是玩一个国际游戏，而且是为未来考虑。”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绿色经济实验场。
和很多外资投资者一样，两年前，英国气候变化资本集团也将自己的办公地址选择在了繁华的北京。他们说，新能源、新技术、能效、水污染、固体废物处理等正在成为外资青睐的内容。
就在四年前，原气候变化资本集团大中华区总裁陈家强第一次给国外投资者讲述中国的新能源发展时，投资者最关心的还是中国政府能给企业什么优惠、中国市场发展前景此类的宏大问题。这些问题曾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外资关注的重点。
四年之后，当陈家强再在各种风能、太阳能论坛上遇到这些投资者的时候，他们已经从早期关注“如何参与”转到了“发展遇到的瓶颈是什么，未来的走向”等更为细微的问题。“这就是这个行业两三年以来发生的惊人变化。”陈家强说。
这种变化的体验不只发生在陈家强一人身上。
过去的几年内，往来于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程裕富所做的一项工作就是给投资者介绍中国的新能源项目。这位服务于国内一家低碳经济研究机构的负责人说，目前，国外大的投资机构基本都在中国境内设立办事机构，基金进入中国的方式更是多样。风险投资和私募基金、技术入股和市场入股都是外资进入中国新能源市场的重要的途径。
这些资金、技术以及政府的各项扶持政策正在启动中国这一庞大的绿色经济市场。如同上一轮的互联网引发的革命一样，新的创富故事正在中国上演。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深圳，43岁的王传福率领团队挑战世界难题。比亚迪的电动汽车项目冉冉升起，就连巴菲特都对它青睐有加。在偏僻的江西新余，被新余市委书记感慨比自己儿子还要小的“70后”的彭小峰成了中国大陆的新能源首富。一位名为陈志武的耶鲁大学教授还做了一个有趣的比较，他说46岁的无锡尚德董事长施正荣比乾隆皇帝还要富裕。
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也开始争做低碳城市。它们意图使自己的城市变得绿色起来。有些城市甚至开始试验放弃对官员的GDP考核。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各种力量已经不约而同向同一个方向——绿色的方向前进，它们将共同完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关键的一次转型。（周嵘、本报记者徐楠、袁瑛对本文亦有贡献）
环保NGO的中国生命史
南方周末记者 徐楠 发自上海
只是十余年，中国的环保NGO却可堪沧海桑田。
从“英雄主义色彩的壮举”到“这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从“观鸟、种树、拣垃圾”到盯紧一座特定的山、一条特定的江河、一个特定的村庄
从“只有一个志愿者，和一些沙发上的思想”，到数量已经突破3500家，精确数字无法统计
从“夹着尾巴做人，就像一只地里的老鼠一样”到醒目存在，在与利益集团的博弈中，分得话语权
从偶尔“基于私交，联系到高层资源”到“批评、监督、呼吁知情权——在中国民主进程中的作用不可低估”。
1990年代初期，一位老者经常蹬着自行车来到北京三义庙，叫上一名叫杨东平的年轻人，去不远处的紫竹苑公园，谈话。
这位老者，便是名门之后梁从诫。而杨东平，后来的著名教育学者，得以参与了中国最早的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发起，这本与他的专业毫不相关，“那时候只有一个志愿者，就是梁先生的夫人，后来变成十个人，和一些沙发上的思想。”
谁都不曾想到：最早诞生于知识分子之手的中国民间环保组织，在后来的十数年中，成为一支无法忽略的绿色力量。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环保NGO已经突破3500家。因为有的机构还未注册，越来越多的学生社团、草根组织加入其中，精准的数字变得难以统计。
又一个白求恩
“观鸟、种树、拣垃圾”
事实上，中国最早注册成立的环境NGO，是辽宁盘锦的黑嘴鸥保护协会。它注册于1991年4月18日。发起人刘德天，是《盘锦日报》记者。
作为一块国际重要湿地，那时的盘锦常有国际生态学者前往调研。记者出身的刘德天将黑嘴鸥保护协会的诞生，归因于两个外国人的影响。
一位是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的黑嘴鸥专家英国人梅伟义，他让刘德天第一次听到了“濒危”与“生态”的词汇，“每一个物种都是网上的一个结。任何一个物种的消亡都会给生态网带来损失”。
另一位外国人——国际鹤类保护基金会主席乔治·阿奇博，则让刘德天“想起当年的白求恩”。“又有一位加拿大人，为了世界的、中国的鸟类保护来到中国，这些行为都是跨越国界的。”当年还带有中国意识形态色彩的话，却是两种思维撞击的真实逻辑。
三年后的北京，梁从诫、杨东平等知识分子选择了环境领域，作为提升公共参与的契机和空间。最初的思路，竟也全然来自于他们的西方视野，就连“自然之友”这个名字，都是从香港“地球之友”借来的灵感。
注册问题屡屡碰壁，当时的环保总局最终没有担当挂靠单位，至今，自然之友还是一个挂靠在中国书院下面的二级机构。
紧随其后，1990年代中期，地球村、绿家园宣告诞生。
当时，半官方色彩的社会团体——慈善基金会、红十字基金会、扶贫基金会，恰恰没有专门针对环境保护的机构。民间力量借由这个空缺，登上舞台。
初期的民间环保行动，后来被概括为“观鸟、种树、拣垃圾”——功能基本都是环境教育、环境意识启蒙。当时的自然之友连续数年进行媒体的环境意识调查，发现有关“环境”，报纸上出现最多的关键词是“环境卫生”和“绿化”。用他们的话来说，处于“浅绿”状态。
等到接下来的十年，中国的重工业蓬勃起飞，环境问题也早非种花种草、讲究卫生般简单，当今天的很多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已经具有了“深绿”的环境意识，推动政府和公众由“浅绿”走向“中绿”的时候，很难说，不是中国环境问题深度化的倒逼使然。
一切自舆论始
“环境意识，从伤痛中来”
变化，自1990年代后期开始。1998年的大洪水、随后北京的特大沙尘暴，一系列灾害性事件，一个个癌症村，唤起了公众的警觉——环境正在急剧恶化。用汪永晨的话来说，“环境意识，从伤痛中来。”
1995年、1996年，梁从诫两度在全国政协提案，要求首钢搬迁。有人觉得不可思议——人们理解作为纳税大户的首钢，却不察觉作为污染大户的首钢。
后来，他给英国首相布莱尔写信，要求禁绝藏羚羊绒的贸易——因为欧洲是其最主要的消费市场。布莱尔次日复信表示支持。今天，成龙在电视屏幕上说“没有贸易就没有杀戮”，人们习以为常；但在十多年前，这是惊世骇俗之举。
藏羚羊保护和野牦牛队的成立，拉开了环保议题公共化的闸门。从1995年起，到“野牦牛队”去当一个志愿者，成为民间一种被赋予英雄主义色彩的壮举。
无论地球村的发起人廖晓义，还是绿家园的创办者汪永晨，都曾是记者，这体现出民间环保行动成长期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借力媒体，一切自舆论始。
2000年，针对都江堰杨柳湖危害生态的水利工程，两个月之内出现180篇（组）新闻报道，工程后被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的张学忠叫停。民间环保团体通过舆论对决策的影响，自此开始。
随后，2002年的关键词是“昆玉河”，2003年开始是“怒江”，2005年是“圆明园”、“环境影响评价”和“松花江”。
尤其是围绕怒江水电的争论，涉及地方政府、中央部委、电力企业、专家、民间环保组织，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密集关注，最后以温家宝总理暂缓建设的批示而告一段落。
而对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的质疑，在公开参加国家环保总局听证会后，环保组织又发起了一系列研讨会，经由媒体放大声音后，终于在一个月后促成了整改工程，被看作“环保民间组织与政府合作的典范”。比起几乎是闭门召开的昆玉河工程争议对话会，只不过事隔三年。
到了2005年，人们已经不得不用“风暴”来概括绿色力量的兴起。
环评风暴，更接近于环保行政管理部门和NGO的一次默契互动。环保总局最终升格为环保部，环评一票否决得到确立，之后更延伸出流域限批、区域限批等杀手锏。而环境NGO也成为一个醒目的存在，在与利益集团的博弈中，分得了自己的话语权，他们一呼百应，相互联动。
现在已经很著名的教育学者杨东平不得不承认：比起推动教育改革的工作，这十余年，环境NGO产生的现实影响是明显的。
中国特色影响力
联系到高层资源，是基于“私交”
但很多时候，舆论影响并不能一锤定音。
自然之友初创伊始，生存多艰，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环评司司长牟广丰看着着急。他与梁从诫、汪永晨、廖晓义等人是多年好友。
牟广丰正在起草第四次全国环境会议文件，他试图为好友们的努力正名，不确定地写下“这段时间，出现了‘自然之友’这样的社团，对于提高社会的环境公德、树立社会的环境意识，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各级政府对所在社团组织，应大力支持，积极引导，鼓励其健康发展。”
梁从诫问：“这样写行吗？”牟说：“试试吧。”
幸运地，这句话最终没有被修改或删除，而是经由当时的国务委员宋健之口，出现在了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环境会议上。随后出台的《关于保护环境若干问题的决定》第31号文件，是国内第一次以国务院决定的形式承认非政府组织的地位。
这是一个中国特色逻辑的典型写照。
在后来的环评风暴和江河呼告中，参与其间的环保NGO也是通过其会员，在全国人代会上递交了反对西南建坝的提案。在接到发改委强调水电工程重要意义的回复之后，一位高层官员直接致信温家宝，由此获得了第一份总理批示。
当事人后来坦承，联系到高层资源，是基于“私交”。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作为全国政协常委的梁从诫，以一己之力，递交提案、直接上书领导人的方式，是影响决策的最主要渠道。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坦言：政府官员与NGO领袖的个人魅力和亲密关系，是双方顺利开展合作的重要前提，“因为这些人的活动，这个平台才有了意义。”
专业，专业，再专业
专业人才开始聚拢向这块曾经的蛮荒之地，尤其是体制内人才
与精英NGO们动用个人资源、力图撬动高层缝隙的行动路线并行的是，草根环保组织顽强地自下生长，有如雨后春笋。
在自然之友总干事李波的印象中，2000年前后，民间环保团体专业性、地域性的特色越发明显，到2004、2005年，这样的组织猛地多起来了。
在温州，高中生方明和放弃高考，专门从事他在学校期间创办的绿眼睛环保团体，以19岁的年龄，成为环境领域最年轻的NGO掌门人；在成都，曾经是公务员的田军，创办了河流研究会，从水文的视角关注成都环境；淮河污染问题举国震惊，“淮河卫士”应运而生，直面污染，救助癌症村。
一时间，迅速扩大的覆盖面，将更多的关注和行动推向细致、多样的环境问题，大量项目具体到了一座特定的山、一条特定的江河、一个特定的村庄，甚至有大学生社团专注于一个特定的濒危物种，比如大别山野生兰。
在越来越多的资助和支持力量下，以NGO为载体、以民间身份从事环境工作，越来越成为一种职业可能性。企业家王石曾被一位SEE生态奖得主的话触动：专职从事环境NGO，“这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19岁的方明和，正是基于一家跨国企业的环保奖金的支持，挺过了和小动物们挤在一起入眠的艰难岁月。
近十年内，在中国内陆最活跃的公益基金会之一——香港乐施会，资助各类环保项目的数额，高达人民币数千万。
不得不提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作为中国企业家的集体亮相，运作具体项目数年之后，2005年开始颁发生态奖，开放资助更广泛的环保项目，奖金由50万元，升至100万元，又升至110万元。
而来自官方色彩基金的系统资助则显得更为艰难，2008年汶川地震引发公益组织井喷，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专款资助民间NGO的救灾项目，北京“地球村”的彭州项目获得三百多万元的资助。
在过去的五年间，来自企业和国内机构的款项比重不断提高，早期较多依赖国外组织的情况正在发生明显的改变。
还有更多的力量，综合拉动着中国民间环保团体的专业化趋势。
在全球以对抗性姿态著称的绿色和平，自2002年进入中国后，继续延续其果敢激进的色彩，资助上海消费者朱燕玲赴瑞士就转基因原料挑战雀巢公司，将检出有毒物质的惠普电子垃圾作为礼物送到惠普公司的庆祝活动现场。
而以稳妥、善于政府沟通为特点的世界自然基金会，进入中国30年，始终稳扎稳打，与林业系统保持良好的互动，其8个办公室的50余名生态专业人员，常年工作在保护区一线。
在杨东平眼中，他们的工作对本土NGO意味着重要的启示——“每个方向都有专业团队和人才，不断拿出高度专业化的调查报告，与决策部门沟通”。这些带来的“影响和示范作用越来越大”。
专业人才开始聚拢向这块曾经的蛮荒之地，尤其是体制内人才。国家环保总局的一位政策室主任，成了阿拉善协会的秘书长；环境促进会的一位工作人员，现在服务于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而今天世界自然基金会的中国项目执行总监，几年前是林业科学院的研究员。
今天，“乐水行”的志愿者们，定期沿着北京的水网步行探访、进行城市水文考察。
这个时候，距离最初的“观鸟、种树、拣垃圾”，已经过去了10年。“自然大学”的发起人冯永锋，依然是记者。他手持专业望远镜，观鸟时已经能够辨识黑脸琵鹭和棕背伯劳——与十几年前相比，一切显得专业。
低估了开放度？
不再“夹着尾巴做人，就像一只地里的老鼠一样”
困窘依旧存在，组织登记和税收减免的阳光依然难以普照民间环保团体，资金困境是最主要的瓶颈。
尽管从2002年以来，世界自然基金会与企业的合作深度不断拓展，但囿于体制所限，30年来，在中国开展项目花费的数亿人民币，还是全部来自总部。
绿色和平在香港募集的资金可以满足当地的项目开支，但扩展到中国内地后，财政的缺口就出现了，至今仍然是最大瓶颈。
而草根NGO则从没迎来真正的春天。方明和和他的同伴们，连续多年住在苍南县少年宫一间狭小的屋子里，无论冬夏，在一道隔墙后面用脸盆冲凉洗澡。
今天，除了资金的困境，大量环保NGO亟需能力建设，大机构和小机构存在着明显的资源反差——部分大机构的官僚化倾向已经出现，资源利用效率受到质疑；而大量小机构的兴衰荣辱，还系于发起人一身。
带着这些现实的掣肘，2007年，因为厦门“PX”、六里屯垃圾焚烧厂、上海磁悬浮工程等一系列公共事件群发，公共参与元年到来了。环境问题的公共属性，前所未有地爆发出来。
2009年9月，汪永晨回忆80年代在上海采访一位市领导时，对方曾私下说：“上海的水的情况要是告诉老百姓，他们得造反。”20多年后，《环境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宣布了这一知情权的确认。
作为一个直接对抗流域污染的草根NGO，淮河卫士的故事值得记取。
河南摄影师霍岱珊以淮河治污、环境受害者救助为职业，一度阻力重重，“一进村有人看着，有人盯梢，老百姓和我们一接触，就找老百姓谈话”。几年下来，“一些幻想没有了。比如幻想通过敬爱的领导去解决问题”。
2007年，霍岱珊入选“年度绿色人物”，得奖消息传来的20天前，他还被请到公安局，以避免与前来视察的环保部领导接触。他噙着眼泪说：直到获评“年度绿色人物”，淮河卫士才走出了身陷沼泽的感觉。
杨东平还记得，“以前，我们在6·5环境日那天一开会，就有人在门口转悠、‘关注’，我们一想，这日子离敏感日太近了……”这样的回忆，已成历史。
绿色和平中国办公室项目总监施鹏翔回忆：“在我们刚进入中国内地时，很多人都觉得绿色和平除非抛弃国外的工作手法，否则不太可能在中国生存很长的时间。但我们没有放弃机构的DNA，坚持独立，坚持批判，坚持行动带来改变，并且很好地生存了下来。我觉得，是人们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中国在这个领域的开放度。”“批评、监督、呼吁知情权——环保行动在中国民主进程中的作用不可低估。”一位职业环保人士说。
只是十余年，却真可堪沧海桑田。2009年4月的一次企业与环保组织互动的生态奖颁奖活动中，自然之友总干事感慨连连：“今天中国社会，能够让企业和民间组织聚在一起，用一种特别公开的方式来讨论很多重要的问题，我1994年参加民间组织的时候，想都不敢想，那个时候民间组织做事，都觉得自己必须夹着尾巴做人，就像一只地里的老鼠一样。”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日本绿鉴
南方周末记者 袁瑛 实习生 甄佳佳 发自北京
公众环保意识的觉醒、法律体系的完善以及官产学联动机制的建立，使日本顺利从一个传统工业国家转型成绿色国家
自下而上维权
至今，在日本的中学课本里，还一直沿用着一幅关于“水俣病”的图片：一位母亲怜爱地托着女儿畸形的身躯，凹陷的胸腔、细如枯枝的双腿和茫然空洞的双眼，女儿面朝天空，似乎在谴责着命运的不公。
图片中的少女是1960年代以来，日本数十万工业污染受害者的一员。
上世纪六十年代，由于长期食用被化工废水污染的鱼类和贝壳，一种在医学上被称为“甲基汞慢性中毒”的疾病在日本熊本县水俣市附近爆发，依地命名为“水俣病”。不久，在新瀉县也发现了同样的病例（被称为“新瀉水俣病”）。这两种疾病，与镉污染引起的“痛痛病”和大气污染造成的“四日市哮喘”并列为日本工业化时代的四大污染公害病。
两处“水俣病”爆发的根源，直指当地的两家大型化工企业——智索和昭和。1960至1973年，是日本重化工业高速发展的时期。智索和昭和这样的化工厂支撑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环境。
但出于经济发展的考虑，日本政府在事件爆发伊始，就偏袒污染企业并试图压制受害者的声音。
面对政府的“不作为”，水俣和新瀉的受害者不得不自下而上地发起“自救”，这也掀开了日本环保运动的序幕。大批NGO组织在运动内部崛起，并逐渐成长为日后日本环境问题的主要监督力量。“当缺乏合适的政治土壤时，从基层点滴做起，从受害者身边开始，NGO才能发挥真正的作用。”艾琳·未央子说，作为日本绿色运动的领袖之一，她从一开始就深入水俣市获得了大量一手的珍贵资料。更多的人通过艾琳的努力，了解并加入了反对“水俣病”的战斗。“新瀉水俣病”事件发生后，当地医生、学者和律师组成了新瀉第一个民间NGO组织——“水俣病对策会议民主小组”委员会，齐藤久志成为第一任主席。
NGO的力量带动了越来越多的参与者，“水俣病”斗争逐渐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环保事件。
虽然在庞大的赔偿经费和责任面前，日本政府仍然刻意回避“水俣病”的污染源问题，但是，在公众和NGO力量的推动下，日本政府和企业不得不正视“水俣病”患者，并与他们展开对话。
1968年，在“水俣病”发现整整12年之后，日本政府最终作出官方声明，正式承认新瀉“水俣病”是一起由工业污染引起的公害病。1971年5月，日本环保省成立，并开始积极推动“水俣病”的官方认证。
公益诉讼浪潮
1971年9月29日，这一天对于齐藤久志和艾琳·未央子来说，是难忘的一天。在这一天，这两位水俣病的“环保斗士”第一次在新瀉见面，庆祝“新瀉水俣病”受害者控告昭和化工公司的第一起胜诉案。“这是日本第一起针对水俣病的公益诉讼，也是日本第一个全国性的公益诉讼案件。”齐藤久志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在环境法律完全空白的情况下，可以想象受害者在诉诸法律前需要多大的勇气。“如果我们起诉，是否意味着既有福利会被剥夺呢？”“水俣病”的受害者经常这样问齐藤久志。
事实上，恰恰是来自企业的强硬和政府的漠视激发了受害者诉诸法律的勇气。“即使政府证明我们是污染源，公司也不会同意赔偿。”昭和公司曾经这样公开表示。受害者最终认识到，只有将对方送至法庭，自己的权益才能得到保障，才能推动立法的进一步完善。
1970年代初，在“新瀉水俣病”诉讼案胜利之后，其他地区遭受各种污染公害的受害者纷纷站出来，通过公益诉讼维护自己的权益。
森胁君雄，西淀川大气污染公害事件的受害者，同时也是西淀川公害患者组织的创始人，就在1971年，首次提出追究工厂和道路污染造成的城市复合性大气污染法律责任的诉讼案，这一诉讼过程花费了他近20年的时间。“我们的对手是关西电力、钢铁公司以及煤气公司这样的企业巨头，相对于他们我们没有任何资源，”森胁君雄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必须花很长时间来获得令人信服的证据，包括研究高空中浓烟的飘向，以及收集天气现象信息等。”
1996年，经过4次诉讼，日本高等法院判决政府需签署《公害对策实施协议》，西淀川公害审判才得以最终和解。作为原告团团长，森胁不仅从被告企业那里获得了39.9亿日元和解金，而且污染企业还被责令修复受害地区的环境。
伴随着越来越多针对公害污染事件的公益诉讼案件获得胜利，日本开始出台全国性的环境立法。
自196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相继出台了《公害对策基本法》、《大气污染防止法》、《噪音规制法》和《排烟规制法》。1967年，针对“水俣病”的《环境污染控制基本法》通过，并通过法律规定政府必须建立相应的机制，帮助污染公害中的受害公民。“也就是从那时起，日本政府改变了从一直以来的‘经济优先’到‘以人为本’态度。”森胁君雄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这种环境运动的影响下，构建具备较强规划性和可操作性的法律，并明确国家、地方政府、企业以及公众责任和义务，则成为日后日本政府制定政策的重点。
伴随着1980年代，日本社会逐渐从治理污染到转向应对能源危机的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明确通过法律规范了官、产、学、民在建立节能、可持续社会方面的社会责任。
“承认错误是第一步”
从第一起“新瀉水俣病”胜诉的那一刻起，就意味着日本的经济发展从破坏环境的无序增长开始走上了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曾经笼罩在“水俣病”阴影下、令人唯恐避之不及的水俣市，如今已经成为了日本环境模范城市。前水俣市市长吉井正淳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水俣的环境管理如今建立在ISO140001这一标准体系之上，还衍生出了‘学校版’ISO、‘家庭版’ISO等等。”吉井感慨地说：“从公害城市的‘恶名’中走出，水俣市民如今都为自己的城市感到自豪。”
正是这位78岁的老人，在1990年代担任水俣市市长期间，代表政府向水俣病患道歉。此举在当时曾经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日本政府至今还回避水俣污染的责任和救济问题。吉井的理由是：“一天不道歉，公众和政府的对立就一天不会消失。承认错误、明确责任是推动事件的第一步。”
1960年代，由于偏袒智索和昭和这样的污染企业，日本政府一直试图延缓对污染区域的彻底调查并尽力掩盖患者的实际人数。如今，随着森胁君雄、吉井正淳等人的不懈努力，对于日本政府来说，这一页历史已然无法轻易翻过。“对污染处理的越晚，付出的代价就越无法估量，”艾琳·未央子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日本直至今天仍然在承受当年无视环境污染的历史重担，希望中国可以吸取日本的教训。”
在试图翻过旧的历史篇章的同时，日本政府以及产业界无疑充分吸取了这场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公民环境运动带来的教训。“例如新日铁、住友金属以及关西电力等大企业，开始与我们的合作和对话，并寻求预防污染的对策。”森胁君雄对记者说。与此同时，曾经的污染“大户”智索，则开始生产太阳能等清洁能源。
伴随着企业的变化，日本政府的态度也从“消极回避”转为“积极引导”。如今，日本政府不仅为节能和新能源技术提供补贴，而且通过法律规范了企业的责任和义务。
如今，无论是齐藤久志，还是森胁君雄，都即将步入耄耋之年，最年轻的艾琳·未央子也已经年逾五十。然而，他们仍然在以巨大的韧性一点一滴地帮助扩大着国内公民的环境权益，并监督政府和企业承担更多的责任和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不仅仅是一场环境运动。”齐藤久志在电话那端，思考良久，最后对记者这样说道。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为绿而生
25年来，南方周末的心一直随着时代跳动。这种心跳创造了理想不坠的新闻奇迹，现在，它孕育出眼前这张“绿色”新闻纸。
心念国脉，行系民瘼——这份报纸的传统价值，“绿色”新闻纸一一继承。我们一如既往关注这个国家或磅礴或点滴的发展进程，关注每一个个体或悲伤或昂扬的生存状态。
这种关注因这个国家的变化而不同，近三十年的工业化上演了经济神话，也衍生出严重的生态和资源危机。
这种关注因这个星球的变化而不同，近一百多年来人类无视自然的行为导致气候变暖，河流污染，生物灭绝，资源衰竭……
这种关注还因为每一个个体家园的境遇而不同，物质财富的飞速增长，并没有让每个家庭的生活质量相应提高。
遏制并扭转这些变化成为这份报纸、这个国家和这个星球的共识。
它们共同选择了绿色，因为绿色是和谐的颜色，它象征着生命和平衡；绿色还是治愈的颜色，它预示着可以抚平伤痛，重复光明。
现在，这个星球上的所有国家已经行动起来，两个月后将在丹麦努力达成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国际条约。
这个国家改变了发展模式，投入数以万亿计的资金，让经济和社会的前进可以持续。
这份报纸则拿出一张纸，放眼这个星球，记录并推动这个国家的绿色进程，更重要的是，关切我们每一个人赖以生存的阳光、水和空气，因为它们是一切崇高价值的基础。
为了实现这种关注、记录和推动的目标，这份报纸打破了传统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新闻分类模式，集结了环保、能源、低碳经济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采编精锐，吸纳古今中外的绿色智慧，打造出一个超级绿色新闻平台——南方周末绿色新闻板块。
从2009年10月8日开始，这张纸将不断提供深入的调查、精辟的观点、精彩的新闻故事，以赢得这个国家的政府官员、企业精英、环保人士和知识分子的尊敬，以获得每一个向往和谐发展、绿色家园的人的共鸣，让彼此的心，随着这个国家的绿色进程一同跳动。
25年来，这种跳动，令南方周末一纸风行。此后，这种跳动，将令绿色风行。(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