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绿鉴
来源：南方周末 / 录入时间：2009-10-19 / 点击数：1786
公众环保意识的觉醒、法律体系的完善以及官产学联动机制的建立，使日本顺利从一个传统工业国家转型成绿色国家
自下而上维权
至今，在日本的中学课本里，还一直沿用着一幅关于“水俣病”的图片：一位母亲怜爱地托着女儿畸形的身躯，凹陷的胸腔、细如枯枝的双腿和茫然空洞的双眼，女儿面朝天空，似乎在谴责着命运的不公。
图片中的少女是1960年代以来，日本数十万工业污染受害者的一员。
上世纪六十年代，由于长期食用被化工废水污染的鱼类和贝壳，一种在医学上被称为“甲基汞慢性中毒”的疾病在日本熊本县水俣市附近爆发，依地命名为“水俣病”。不久，在新瀉县也发现了同样的病例（被称为“新瀉水俣病”）。这两种疾病，与镉污染引起的“痛痛病”和大气污染造成的“四日市哮喘”并列为日本工业化时代的四大污染公害病。
两处“水俣病”爆发的根源，直指当地的两家大型化工企业——智索和昭和。1960至1973年，是日本重化工业高速发展的时期。智索和昭和这样的化工厂支撑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环境。
但出于经济发展的考虑，日本政府在事件爆发伊始，就偏袒污染企业并试图压制受害者的声音。
面对政府的“不作为”，水俣和新瀉的受害者不得不自下而上地发起“自救”，这也掀开了日本环保运动的序幕。大批NGO组织在运动内部崛起，并逐渐成长为日后日本环境问题的主要监督力量。“当缺乏合适的政治土壤时，从基层点滴做起，从受害者身边开始，NGO才能发挥真正的作用。”艾琳·未央子说，作为日本绿色运动的领袖之一，她从一开始就深入水俣市获得了大量一手的珍贵资料。更多的人通过艾琳的努力，了解并加入了反对“水俣病”的战斗。“新瀉水俣病”事件发生后，当地医生、学者和律师组成了新瀉第一个民间NGO组织——“水俣病对策会议民主小组”委员会，齐藤久志成为第一任主席。
NGO的力量带动了越来越多的参与者，“水俣病”斗争逐渐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环保事件。
虽然在庞大的赔偿经费和责任面前，日本政府仍然刻意回避“水俣病”的污染源问题，但是，在公众和NGO力量的推动下，日本政府和企业不得不正视“水俣病”患者，并与他们展开对话。
1968年，在“水俣病”发现整整12年之后，日本政府最终作出官方声明，正式承认新瀉“水俣病”是一起由工业污染引起的公害病。1971年5月，日本环保省成立，并开始积极推动“水俣病”的官方认证。
公益诉讼浪潮
1971年9月29日，这一天对于齐藤久志和艾琳·未央子来说，是难忘的一天。在这一天，这两位水俣病的“环保斗士”第一次在新瀉见面，庆祝“新瀉水俣病”受害者控告昭和化工公司的第一起胜诉案。“这是日本第一起针对水俣病的公益诉讼，也是日本第一个全国性的公益诉讼案件。”齐藤久志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在环境法律完全空白的情况下，可以想象受害者在诉诸法律前需要多大的勇气。“如果我们起诉，是否意味着既有福利会被剥夺呢？”“水俣病”的受害者经常这样问齐藤久志。
事实上，恰恰是来自企业的强硬和政府的漠视激发了受害者诉诸法律的勇气。“即使政府证明我们是污染源，公司也不会同意赔偿。”昭和公司曾经这样公开表示。受害者最终认识到，只有将对方送至法庭，自己的权益才能得到保障，才能推动立法的进一步完善。
1970年代初，在“新瀉水俣病”诉讼案胜利之后，其他地区遭受各种污染公害的受害者纷纷站出来，通过公益诉讼维护自己的权益。
森胁君雄，西淀川大气污染公害事件的受害者，同时也是西淀川公害患者组织的创始人，就在1971年，首次提出追究工厂和道路污染造成的城市复合性大气污染法律责任的诉讼案，这一诉讼过程花费了他近20年的时间。“我们的对手是关西电力、钢铁公司以及煤气公司这样的企业巨头，相对于他们我们没有任何资源，”森胁君雄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必须花很长时间来获得令人信服的证据，包括研究高空中浓烟的飘向，以及收集天气现象信息等。”
1996年，经过4次诉讼，日本高等法院判决政府需签署《公害对策实施协议》，西淀川公害审判才得以最终和解。作为原告团团长，森胁不仅从被告企业那里获得了39.9亿日元和解金，而且污染企业还被责令修复受害地区的环境。
伴随着越来越多针对公害污染事件的公益诉讼案件获得胜利，日本开始出台全国性的环境立法。
自196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相继出台了《公害对策基本法》、《大气污染防止法》、《噪音规制法》和《排烟规制法》。1967年，针对“水俣病”的《环境污染控制基本法》通过，并通过法律规定政府必须建立相应的机制，帮助污染公害中的受害公民。“也就是从那时起，日本政府改变了从一直以来的‘经济优先’到‘以人为本’态度。”森胁君雄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这种环境运动的影响下，构建具备较强规划性和可操作性的法律，并明确国家、地方政府、企业以及公众责任和义务，则成为日后日本政府制定政策的重点。
伴随着1980年代，日本社会逐渐从治理污染到转向应对能源危机的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明确通过法律规范了官、产、学、民在建立节能、可持续社会方面的社会责任。
“承认错误是第一步”
从第一起“新瀉水俣病”胜诉的那一刻起，就意味着日本的经济发展从破坏环境的无序增长开始走上了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曾经笼罩在“水俣病”阴影下、令人唯恐避之不及的水俣市，如今已经成为了日本环境模范城市。前水俣市市长吉井正淳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水俣的环境管理如今建立在ISO140001这一标准体系之上，还衍生出了‘学校版’ISO、‘家庭版’ISO等等。”吉井感慨地说：“从公害城市的‘恶名’中走出，水俣市民如今都为自己的城市感到自豪。”
正是这位78岁的老人，在1990年代担任水俣市市长期间，代表政府向水俣病患道歉。此举在当时曾经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日本政府至今还回避水俣污染的责任和救济问题。吉井的理由是：“一天不道歉，公众和政府的对立就一天不会消失。承认错误、明确责任是推动事件的第一步。”
1960年代，由于偏袒智索和昭和这样的污染企业，日本政府一直试图延缓对污染区域的彻底调查并尽力掩盖患者的实际人数。如今，随着森胁君雄、吉井正淳等人的不懈努力，对于日本政府来说，这一页历史已然无法轻易翻过。“对污染处理的越晚，付出的代价就越无法估量，”艾琳·未央子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日本直至今天仍然在承受当年无视环境污染的历史重担，希望中国可以吸取日本的教训。”
在试图翻过旧的历史篇章的同时，日本政府以及产业界无疑充分吸取了这场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公民环境运动带来的教训。“例如新日铁、住友金属以及关西电力等大企业，开始与我们的合作和对话，并寻求预防污染的对策。”森胁君雄对记者说。与此同时，曾经的污染“大户”智索，则开始生产太阳能等清洁能源。
伴随着企业的变化，日本政府的态度也从“消极回避”转为“积极引导”。如今，日本政府不仅为节能和新能源技术提供补贴，而且通过法律规范了企业的责任和义务。
如今，无论是齐藤久志，还是森胁君雄，都即将步入耄耋之年，最年轻的艾琳·未央子也已经年逾五十。然而，他们仍然在以巨大的韧性一点一滴地帮助扩大着国内公民的环境权益，并监督政府和企业承担更多的责任和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不仅仅是一场环境运动。”齐藤久志在电话那端，思考良久，最后对记者这样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