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易：中国施行可持续发展占略的现实
来源：海洋财富网 / 录入时间：2010-08-12 / 点击数：3270
走进清华大学环境系教授钱易的办公室，面前精神矍铄的老人让我们很难把她和真实的年龄联系在一起。老人不仅思维清晰，而且记忆力也非常好。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专访时，一些在访谈中不能确定的数据和法律名称，事后钱易细心地通过邮件告诉记者。
钱易是已故著名国学大师钱穆的长女，出生于1936年。在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钱易，童年生活充满了艰辛，在她的童年记忆中，有沦陷区的灯火管制，有日本侵略者的刺刀和炸弹。抗战爆发时，钱穆受聘到昆明的西南联大教书，与家里失去了联系，一家人的生活全靠做小学教师的母亲支撑。母亲坚忍不拔的精神深深地影响了她，使她养成了不怕困难的倔强性格，也让她从小就喜欢上教师这个职业。
1952年，钱易进入上海同济大学学习上下水道专业。毕业时曾志愿到祖国大西北建功立业的她，被清华大学著名环境工程专家陶葆楷教授相中，成为他门下的弟子，这一选择使钱易与环保事业结下不解之缘。
钱易曾担任过全国妇联副主席、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协副主席，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环境保护越是有问题，我越要努力工作。或许我看不到环境完全变好的那一天了，不过我仍然不悲观，相信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是她给学生讲述的信念。
环保理念三大转变
《瞭望》：您从事与环境保护相关的工作已经几十年了，也见证了我国环保方面的诸多变化。在环保理念上，我们有没有发生什么大的转变？
钱易：我觉得总结起来发生了三个方面的变化：第一，当时看到西方社会出现了很多环境问题，我们把它提高到政治的高度，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的产物，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产生这个问题。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暴露出了很多环境问题，对环境问题有了更深的认识，人们的观念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以前这种错误看法就没有了。
第二，原来强调治理，没有强调防治结合，把重点放到了治理上。以前看到有污水、废气等，认为应该好好治理，为此国家还成立了环境保护局，大学也建立了环境工程系，但是没有把预防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联系起来。为什么经济发展会带来环境问题？应该怎么样在经济发展的源头来控制和防止？这方面的意识不够。国外在（上世纪）70年代就推行清洁生产，这种观念传到我们这里是70年代后期了，也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开始注意两者之间的关系，这种意识到80年代、90年代在社会上就成气候了。德国在80年代正式立法发展循环经济，后来日本也提出建设循环型的社会。我们借鉴国外的经验，提出了发展循环经济，这是第二个大转变。循环经济主要原理是指三个R（reduce、recycle、reuse），要减少资源的消耗，减少污染物的排放；产品、原料、半成品等都要不断地循环使用；不要有废物，排放出来的废物都要当资源，如垃圾、废纸、炼钢等产生的废弃物都是原材料。现在循环经济已经成为了我们的基本国策。
第三是在第二个转变的基础上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观。这是从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开始的，强调环境保护问题必须从改变发展模式做起，而且它不只是少数人的问题而是全民的问题。包括政府决策层、各种企业和公众。环境保护要和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环保并不只是环保局的事情，当然环保局是要负监督、管理的责任，这个责任要加强。现在，环境保护被放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环保部门的地位和作用也进一步提升和加强，从刚开始的城乡建设部的一个局升格到现在的环境保护部，可见国家对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视。环保已经成为全民的事情。目前，中央把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完全放在一起来考虑，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的战略。
《瞭望》：从之前的循环经济到绿色经济，再到现在的低碳经济，其中有什么联系和不同？
钱易：现在这样的名词提得很多，单独来看，提得都非常好。除了循环经济、绿色经济、低碳经济，欧洲最早还提出了一个生态经济。所谓生态经济就是指社会经济体系要学习生态系统的规律，因为生态系统有很多食物链、食物网，它可以把所有的资源、能源都充分利用，形成一个循环体系。循环经济就是将生态系统的原理应用于经济领域，强调所有的废弃物都要循环回来做资源，所以循环经济本质上就是生态经济。
绿色经济是一个更形象的概念。绿色代表环保，强调环境和经济的统一。
低碳经济范围较窄，主要是针对全球气候变化提出的，其目标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提高能源利用率，开发清洁能源，但它不关心污水排放、垃圾处理等问题。低碳经济的提出凸显我国对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视。但由于低碳经济不能涵盖以前的内容，所以在重视低碳经济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循环经济的建设，名词提得多，好处就是形象、有吸引力，坏处就是担心在创造新词的时候把旧词给忘了。好在我国的领导人对这几个方面都比较重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循环经济也放在了比较突出的位置。
中国的资源利用率至少应该提高9倍
《瞭望》：我国还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过程中，我们应尤其注意哪些问题？
钱易：发展经济和保护资源环境是不是一对自然的矛盾？从西方的工业发达国家来看，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没有逃脱这样的一条道路，就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出现了很多环境问题。但是现在观念改变了，可以把经济发展和环境协调起来，这个协调大的原则就是可持续发展。就是说发展能够为当代人民谋福利，而不至于损害后代人为了谋求继续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和环境，不能够影响后代人的利益。要做到这一点，主要的关键就是加快转变发展方式。
今年全国两会也专门提出了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大力倡导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模式，这个模式在西方有一个提法叫减物质化或非物质化。强调在发展的过程中要少消耗资源，甚至不消耗资源。实现减物质化或非物质化的途径一是依靠改进科学技术，加强生产管理，提高资源利用率。有一个德国专家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他认为资源利用率可以提高4倍，现在这个已经落后了，人们已经在讨论10倍跃进了。
二是要加强管理。现在我们的一些工厂管理不善，存在着跑冒滴漏等资源浪费和污染环境的现象。国家发改委和环保部开展了许多试点，有很多工厂把水的利用、资源的利用提高了很多倍，有3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一个是河北省在“十五”期间，GDP平均增速达到10%左右，但是它的用水量实现了零增长，这就说明它的循环经济做得好；第二是唐山钢铁公司水的循环利用率已经到了97.7%；第三个例子稍微宏观一点，我国的钢铁公司有很多，有基础比较好的宝钢这样的公司，也有基础比较差的老钢铁公司，包括鞍山钢铁公司、济南钢铁公司、唐山钢铁公司等很多钢铁公司都在搞循环经济。有3个循环搞得非常成功：一是可燃气体的循环，在炼铁、炼钢的过程中有很多的可燃气体产生，他们把这些气体利用其热能发电，结果钢铁公司都带出一个发电厂来，这是循环经济一个非常具体的实例。二是水的循环，目前全国每一吨钢的新鲜用水量平均是7个立方米左右，但是宝钢一吨钢只用水3.5个立方米，可见它比平均水平高了很多。平均水平才是7，也说明有很多落后的厂在拉后腿，和宝钢这样的企业比起来差距就更大了。所以我一直认为一定要把落后的企业好好地改进，提高平均水平，进而向国际水平靠近。第三是固体废弃物的循环，炉子里产生的炉渣、气体里的粉煤灰等用作建筑材料，替代原来水泥里的石头等。这些钢铁企业不仅回收利用了企业生产带来的废弃物，还可以到社会上去接收一些垃圾。
日本在节约资源方面值得学习，他们的垃圾要分几十类以便于回收。日本在全国建造了26个生态镇，这些生态镇跟我们现在生态城市的观念不一样，生态镇里边全都是回收垃圾的工厂，它的原料全是垃圾。现在日本人已经有这样一个口号：废物这个名词应该从词典里取消。他们现在已经提出来要零排放，认为世界上没有废弃物，废弃物都是资源。
我们在参与制定科技部中长期规划时，曾经利用西方的公式计算了一下我国的资源消耗。算下来，中国从2000年到2020年我们的中长期规划人均GDP要翻两番，就是增加4倍。假定我们生产方式不变，还用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我们的污染物排放量就要同样地增加4倍，资源消耗量同样也要增加4倍，再加上我们的人口还要增加，所以还不止4倍。现在我们已经有1/3的水不符合水源的水质，已经有70%的人生活在不适合人口居住的空气质量里，假定我们不改变生产方式，不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中国面临的问题就更大了。
所以，我们做规划的时候就提出，环境质量一定要比现在有所改善，目标是比现在的环境污染物排放量减少一半，资源消耗量也要减少一半，人均GDP还要翻两番，人口从现在的13亿增加到15亿，这样一算，中国的资源利用率至少应该提高9倍。这个和西方有一次学术会议发表的卡罗纳斯宣言提出的要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把资源利用率提高10倍，正好不谋而合。
“我们立法上的进步非常可观”
《瞭望》：这些年来，我国的环保立法取得了哪些进步？同时还存在哪些不足？
钱易：我们的环保立法进步确实很大，关于环保方面的专门法最早是80年代建立的，现在不断有新的法律出台。进入21世纪以来，从2003年开始到2009年，已经有5部新法律出台，主要有环保、资源保护、清洁生产三类。2000年以后出台的5部法律都非常先进。一部是《清洁生产促进法》，这是世界上唯一的一部关于清洁生产的国家法律。我们在国外和同行提起的时候，国外的专家还向我们表示祝贺。
第二部法律是《环境影响评价法》，要求所有的工程建设计划，都应该经过环境影响的评价，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一定要同步进行。盖房子、建工厂等都会产生很多环境影响，所以在建以前就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第三部法律是《可再生能源法》。中国煤炭资源最丰富，而煤炭资源在使用的过程中产生的污染、二氧化碳最严重。我国石油、天然气都比较少，煤炭现在要占到整个能源消耗的67%。我们预料未来30年，煤炭还是要唱主角，所以只好分两步走：一步是发展可再生能源；另一步是发展清洁的煤使用技术，把污染减少，利用率提高。清洁煤技术很重要，这个不能够放弃，同时可再生能源也很重要，风能、太阳能、生物能等这些方面我国的步伐很快，已经引起世界的注意。我们的风能已经从西北地区发展到了沿海地区，现在沿海浙江、江苏、山东等都在做海滩上风能的开发。另外，我国太阳能的有些技术是很先进的，比如说太阳能热水器，中国的出口很多。最近美国一家主要搞太阳能的公司要把它的主力转移到中国来，公司的总裁很有眼光，他认为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很有潜力，有广阔的市场。美国前副总统戈尔非常重视全球气候变化，他最近说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上要赶快地追赶中国的步伐，这说明中国的步伐很快，这与国家的重视是分不开的。
第四部法律是《循环经济促进法》，自2009年1月1号起施行。
最后一部是《海岛保护法》，这是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二次会议通过的。海岛保护法的宗旨是为保护海岛生态系统，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维护海岛及其周边海域生态平衡，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总的来说，我们立法上的进步非常可观，现在的问题主要是有一些法律出台时间较早，相对比较落后，比如1986年制定的环境保护法。现在已经有很多新的观念、新的做法，这个法应该修改。
“我还是提倡要公众参与”
《瞭望》：环境保护虽然已经成为共识，但是在GDP增长的冲动下，部分地方环保往往让位于经济增长，与此相关的央地博弈也比较激烈。如何保证法律的尊严和权威？我们立了很多法，从体制上如何把国家的意志形成一种全民的行动？
钱易：在环境保护中，存在的问题不是立法方面的问题，而是执法的问题，典型的表现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最近报纸上又报道了重金属污染事件，包括铅中毒、镉中毒，这些都是工业污染。前一阵子舆论一直宣传说我们工业污染控制得不错，90%多达标排放了，其实这是上当了。地方上报的那些数字是不错，或者你去检查的时候他就给你做样子，但实际上没做到。重金属污染的问题，去年发生在三个地方，其中两个在湖南省，一个在陕西省。今年再次发生，这就说明执法不严，工业的污染还非常严重。重金属污染是上个世纪60年代日本发生的事情，早就有前车之鉴，但是我们现在到了21世纪还在发生这种事情。
至于违法不纠，这跟法律也有关系。法律里制定的惩罚措施不够严，有时候往往是罚款，罚款对于这些企业家来说不算什么。还有一个是检查不严格，也不可能天天去检查。在你检查的时候做样子，你不检查的时候就不清楚具体的情况。365天中他违法300天你可能也查不出来。
针对这种情况，后来有一个改进，在刑法里，有了一个违反规定破坏环境的刑法处置条例。但是从总的来看还远远不够。
现在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倡导两型社会的建设，但是地方上并不见得都执行。地方一般以GDP为上，GDP上去了政绩就上去了，往往不考虑环境的影响，不考虑后代，只考虑自己的任期内一定要有政绩工程出来。GDP本身有数量，也有质量，现在国家提出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把好字放在前面，就是讲质量为先。
我举两个例子，GDP的数量跟质量有时候是有矛盾的。比如说包装品，如月饼的盒子，越做越大，越做越讲究，几块小月饼就用很大的盒子，算GDP的时候盒子制造的钱、月饼吃完盒子扔掉处理的钱都算在GDP数量里了，盒子越做越大是帮助GDP数量增长了，但它是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对老百姓更没有什么好处。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建筑物。深圳的房子进入21世纪来已经在拆房子盖新房子，报纸上还说深圳的定向爆破技术多么多么好，但是深圳的房子寿命多长？最多不过30年，因为改革开放前它只是一个渔村，30年寿命的房子跟故宫比，谁创造的GDP多？拆房子要创造GDP，盖房子要创造GDP，但是这是破坏性的，既有资源的浪费，也有对环境的破坏。我跟很多搞土木工程，搞建筑的专家们讨论，从盖房子的角度到底是主张长寿命的房子还是短寿命的房子，他们不约而同地都说主张长寿命的房子，也就是主张质量。这两个例子说明我们地方上还是有追求GDP的倾向。
现在的问题是中央政府的方针、政策、战略都很正确，但是有些地方政令不是很通畅，我觉得首先要加强监督力度，如果环境的监督光靠环保部，光靠人大环资委派人检查就太有限了，如果把公众都动员起来，老百姓就可以互相监督、天天监督、时时监督，这个监督能够通过正常的渠道到官方，这个力量就会无穷大。在这一方面公众的参与太弱。一方面，政府的引导不够，政府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应该相信公众。另一方面，我们的公众缺乏有关的知识也需要加强宣传和教育，总之，我还是提倡要公众参与，要相信大多数。
其次要强化问责制。要把法律约束和监管联系起来，因为有些官员在做官的时候只对上级负责，上级部门在管理官员的时候要加强问责，不要只问GDP，应当把中央的好政策贯穿到问责制中。
